那些失去的优雅与温厚_传奇故事_好文学网

1966年9月2日,因不堪红卫兵的殴打、凌辱,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在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的家中双双自尽。自尽前,傅雷写下遗书,将存款赠予保姆周菊娣,作为她失去工作后的生活费,还在一个小信封里装入53.50元,写明是他们夫妻的火葬费。他们还将棉被铺在地上,使尸体倒地时发出的声响,不会惊扰他人。

摘要

我曾收集有关傅雷之死的各种文字记录,并一次次为之动容。我一向认为,傅雷夫妇的自尽,带走了一个时代的优雅与温厚。

1966年9月3日凌晨,世人沉睡,恶鬼狰狞。傅雷朱梅馥夫妇于上海江苏路的家中双双自缢,为了防止自缢之后自己的尸身将上吊的凳子踢倒而吵醒深睡的邻居,这对决心自尽的夫妇事先在地上铺了一床棉被。

作为翻译家、文人,他们在我心中的形象并不饱满,可他们的死,却总如大石一般,沉重得让我喘不过气来。那场浩劫,摧毁的到底是什么?除了一个个生命,也许还有一个时代的气质与道德。

这么多年,我听到过的关于“高贵”二字的最好故事,是关于傅雷夫妇的死亡。

两个知识分子,温文尔雅,却被红卫兵连日凌辱,斯文扫地、尊严丧尽。可在他们舍弃生命以保自尊的那一刻,却还记得家中的保姆,留给她生活费,还在遗书中写明“她是劳动人民,一生孤苦,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”。自尽那天,朱梅馥还曾对保姆说:“菊娣,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,我没有替换的衣服,麻烦你到老周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。”她希望自己死得干净。即使这个社会亏欠了他们,他们也不愿意欠任何人的,所以留下了火葬费……你还能找到这样的优雅与温厚吗?那也许是中国好的一代知识分子,现在还有吗?

因为被红卫兵搜出所谓的“反党罪证”,傅雷被上海作协划分为“右派分子”,再经受了四天三夜的抄家、罚跪、批斗和戴高帽游行等各式凌辱之后,时年58岁的傅雷朱梅馥夫妇决定自杀。

我一向喜欢上海的老街道,不是因为所谓的小资情调,而是因为总能在老街老建筑的蛛丝马迹与钩沉中,触摸到那个时代。而那个时代的东方名城,不仅有着纸醉金迷的一面,还有优雅温暖的一面。

1966年9月3日凌晨,世人沉睡,恶鬼狰狞。傅雷朱梅馥夫妇于上海江苏路的家中双双自缢,为了防止自缢之后自己的尸身将上吊的凳子踢倒而吵醒深睡的邻居,这对决心自尽的夫妇,事先在地上铺了一床棉被。

江苏路便是这样一条街道。严格来说,它不仅仅是一条街,在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划分中,它是其中一条轴心,一条条路与之交汇,如愚园路、华山路、武定西路等,都是我在寻访民国名人故居途中经停的一站,每条路上又有着一条条里弄,遍布各式小洋楼,随便拎出一栋都大有来头——这是一个城市足可引以为傲的历史,但几十年间物是人非的同时,“遗忘”二字如影随形,成了这个城市的大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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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江苏路上,284弄有傅雷故居,也有天才钢琴家顾圣婴的故居,两人均在“文革”中自杀。旁边的285弄也曾一度红火,据说因为“张爱玲热”,她的故居如常德公寓等,都已成粉丝心中的“圣地”,连其亲朋曾居住的地方亦不能免。285弄是张爱玲的父亲、继母与弟弟终老之处,也吸引了不少粉丝。

1、傅雷夫妇

这条路开辟于1906年,当年着名的贵族女校中西女中也在这条路上。不过,这些年来城市改造频繁,江苏路的格局与旧时全异。在寻访中,我一度迷路,几番来回也寻不到284弄,更别说傅雷故居了。后来得人指点,由旁边的愚园路畅园的一条小路进入,才寻得目标。如今,284弄已被高楼环绕,曾与它一起承载当年岁月的其他弄堂大多已消失。

就这样,中国文坛一颗至真至纯的灵魂以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形式告别了那个肮脏的时代。我还记得当年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细节的时候,震撼的久久不能平静,这种巨大的震撼难免会让我对这个细节产生情绪上的怀疑,会不会是作者为了拔高傅雷的形象而有意捏造?

傅雷故居是一个独立的庭院,小楼为三层西班牙式建筑,黄墙红瓦坡顶,院门掩着,但未上锁,里面铺着灰色地砖,寂静清冷。门口挂着“优秀历史建筑”的牌子,但未有“傅雷故居”的字样(据说他在上海周浦出生时的故居,已修葺为纪念馆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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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12月,傅雷夫妇搬入这里,直至去世。这是傅雷居住久,成就亦多的地方,他译着中的经典,如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、巴尔扎克的《高老头》和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等都在这里完成。至于几十万言的《傅雷家书》,也是他在这里用毛笔一字一字写就的。

2、朱梅馥和两个儿子的照片

1958年,他被划为右派,译着的印数稿酬亦遭停发,日子艰难,但他仍坚持工作。1966年上半年,山雨欲来,经历过多次运动的傅雷显然感受到了压力,初夏时,老友周熙良来探望他,他说了这样一句话:“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,我是不准备再活的。”

待到我读到傅雷留下来的遗书,我完完全全相信了傅雷夫妇在自缢前铺棉被的这个细节,傅雷留下的遗书干净坦荡,没有任何沉重冗余之笔,这封遗书是傅雷写给同在上海的妻兄朱人秀的:

抄家后,搜出了莫须有的“证据”,连亲友寄存的财物也被红卫兵们劫掠,所以,傅雷在遗书中还写道:“七、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,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,很抱歉。八、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,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,只能以存单三纸又小额储蓄三张,作为赔偿。九、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,亦被一并充公,请代道歉。她寄存衣箱贰只暂时被封,瓷器木箱壹只,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。尚有家具数件,问周菊娣便知。”

人秀:

在生命的后一刻,他们交代得如此清楚。

尽管所谓反党罪证(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)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,百口莫辩的,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(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)。我们纵有千万罪行,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。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,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,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。

我曾经诧异于这种责任感,但这两年读过不少民国时代的小学、中学课本,方才明白:这其实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受教育中的一部分,而且,是重要的那一部分。

只是含冤不白,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。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,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!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!

更让我感怀的是,在傅雷夫妇的悲剧故事中,还有一位奇女子的存在。按当时惯例,“自绝于人民”者不能保留骨灰,傅雷夫妇当然属于此类,与傅家素不相识、但一向钟爱傅雷文字的文学青年江小燕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,冒着巨大危险要回骨灰妥善保管,并给中央写信为傅雷鸣冤,结果因此吃尽苦头,成了“反革命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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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革”后,她被平反,但青春已逝。1985年,46岁的她报考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,终于圆了大学梦。成名的傅聪也曾找到她,意欲报答,这位奇女子只接受了一张傅聪音乐会的门票,在音乐会结束后翩然而去。

3、傅雷的遗书

这是一个每次忆及都让我眼眶湿润的故事。总有一种美好能穿越黑暗,它的名字叫“人性”。

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,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,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。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,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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